星空体育·(中国)官方网站低气压之地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网2月29日凌晨,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,们在护理病人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/摄
2月29日凌晨,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外,们在工作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/摄
2月29日凌晨,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,们帮一位昏迷的新冠肺炎病人翻身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/摄
负压病房,是2003年SARS疫情之后,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《SARS的医院感染控制指南》中推荐的隔离救治的最优选择。武汉紧急建设的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,所有病房均为负压病房。
这样的病房,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只有两间,位于重症医学科。每间病房里,一张病床,一个安静的病人。他们是医院近千名此类病人里病情最重的。
“在ICU(重症监护室)设计之初,就会设计两间可以正负压切换的隔离病房,功能就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。”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说,一般大医院会有负压病房,但数量很少。他所在的这家三甲医院,只是在2016年用这两间病房收治过H7N9型禽流感病人。
“这种病例不会突然来那么多,我们医院不是以承担这类职责为主,每家医院就没有必要去成立这么多的负压隔离病房。”范学朋告诉记者,“平时不太会去用它,(除非)碰到一些特殊的病人,比如遇到很厉害的耐药菌,因为担心感染别人。”
但在2020年之初的武汉,新冠肺炎病人出现了几万例。2月11日起,武汉市第一医院成了临时改造的传染病定点医院之一。
2月29日凌晨,范学朋去负压病房上班时,病房里住着两个新冠肺炎病人。当时医院唯一一台EMCO(人工膜肺)机器也在那儿开着,用于暂时替代一位病人撑不住的肺。
从他所住的宾馆出发,只需步行穿过利济北路,就是医院的门诊楼。门口的利济北路公交车站,最近只有“防疫交通保障车”停在站台边,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。
“现在进医院容易多了。”范学朋说。往常那个嘈杂的综合性大医院像是消失了。利济北路不再被求医者堵得水泄不通,十字路口每天喊着“别挡路”的安静了,医院门口叫卖“包治百病”神药的老头儿也不见了。
没什么特殊的事儿,没人愿意路过这里。门诊楼大厅里空空荡荡,自助挂号机歇了,取药窗口关了。只有清洁区的“物资领取处”,有人穿隔离衣站着。范学朋领过防护物资,在缓冲区把自己包裹成只露着眼睛的“企鹅”,就往污染区走去。
负压病房里,负责为两位病人做护理是4位。郑旭旺是4位中唯一的男性,时刻保持着对病房里异响的警觉,因为这里是重症监护室,异响可能意味着危险。他在ICU做了6年,熟悉病房里的声音:空气净化器的“呼呼”、脚上塑料袋的“沙沙”、心电监护仪的“嘀嘀”,尤其是各种仪器发出的高频的报警声。
范学朋打开那扇铅门,进入这低气压之地。铅门内,57岁的方梅英(化名)身上插着5根管子,包括直入肺部的一根气管;73岁的张小兰(化名)身上插着7根,多出来的两根,正连接着ECMO。
她们一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,如果醒来,会透过一面透明的玻璃望见另一个房间里的对方——每一个医生和都期待她们醒来。
事实上,病人的名字有时候会被一次次喊起。范学朋查房时会做一件事:一边拍病人的肩膀,一边喊病人的姓名。即使对方没有反应,他也会打开手电筒,在病人眼睛上晃一晃,看瞳孔的对光反应。
他知道,救治这种病情危重的肺炎病人,成功率并不高。“我们希望能够给她争取一个机会。”范学朋说,“ECMO没有治疗作用,什么时候好了,能撤(ECMO)取决于肺。”
这天凌晨4点40分,他们为张小兰翻了一次身。张小兰有些胖,他们费力地提起垫被,把一个枕头塞在张小兰的背下。翻身,也是为了避免压疮,减少感染的可能性。
“哎,她有点儿醒了!”程诗雨突然说,“脚有点动,范主任!”她掀开盖在张小兰脚上的被子时,第一次看到这个病人有身体上的反应。范学朋转身瞅向床尾。郑旭旺也说:“眼睛睁了!”
翻身结束后,范学朋弯下腰凑近看着张小兰:“婆婆,坚持一下就好了,好不好?听到没有……张小兰,听到没有?”
范学朋记得,2月25日那天,医院本决定给一位64岁的新冠肺炎病人上ECMO。这位病人即使做了气管插管,血氧饱和度也只能够维持在80%左右。
那天下午,一台ECMO刚被运到医院,这是当时医院里唯一的。为病人上ECMO所需的配套医疗设备,还要四处找别的医院借。“在非疫情期间打个电话给人家,可以送货的。现在都买不到了,武汉都断货了。”范学朋和长东拼西凑:用于穿刺的导管是找武汉市肺科医院借来的,扩张鞘是找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借来的,ACT血凝监测仪是从武汉市亚洲心脏病医院借来的。
“给她纯氧,血氧饱和度也只有60%,上不去。”范学朋说,此前那位64岁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升至90%左右,医院决定要给张小兰做,“她不做立刻就会走了!”
程诗雨站在病房一角,往医生们手里递送手术器械。郑旭旺下班路过,看到病房里乌压压全是人。许多第一次见到ECMO的实战操作,前来学习。5位医生在蒙了一层水雾的护目镜后,花了约6个小时才完成这次手术。
后来,张小兰的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9%左右,只是一直昏迷不醒。们用橡胶手套吹起一个气球,于是一只“胖手”向上撑着气管,向下垫在张小兰的头边,以免管道对她造成压疮。不知是谁,在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,写了“加油”二字。
两位病人都是2月26日从本医院其他病区转进来的,身上都连着管子,接着不同仪器。“没有这些,可能就没办法维持身体的运转。”郑旭旺说。
透明的,被一颗红色螺丝固定在嘴边的是气管插管;的,从鼻腔进入为病人补给营养的是鼻肠管;红色的,连接ECMO的是两根静脉置管;还有帮助病人排尿的尿管,用来实时监测血压的动脉留置针管,以及一根用来输液的中心静脉置管。
郑旭旺观察过,从病人身体流出的血液是暗红色,进入ECMO再流出之后,血液会变得鲜红。张小兰的肺被病毒感染后,功能丧失,床边的ECMO暂时替代了她的肺,帮忙清理掉血液中的二氧化碳,再将氧合的血液送回身体。
但范学朋知道,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,住进负压病房,用上ECMO,都只是在“buy time(争取时间)”——让昏迷中的病人,有更多时间抵抗死神。
武汉市第一医院排查出本院第一例“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”,是在1月2日晚上。该院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告诉记者,之后各科开始对排查出的病人进行相对的隔离。病情稍重的就转移到负压病房。
当时,这家医院还没被征用为定点救治医院。“当时主要做的是确诊病人,然后等待转诊(到定点医院)。后来发现转诊流程不通,转不出去以后,我们1月12日就迅速地扩大我们的病区了。”范学朋告诉记者,“开了12张床以后,不行,又开了一个17张床的病区,又过了两天觉得还不行,我们就开了一个43张床的病区。”
1月10日左右,医院注意到“家庭聚集性病例”的出现,并保持着对这种疾病的警惕。当天,罗光伟带队开始组建医院的第一个隔离病区,“把这种病人集中在那地方进行观察,和普通病人分开。”
两间负压病房里,病人来来往往,有的转入传染病专科医院——金银潭医院,有的转入本院的隔离病区。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还派出一名医生和两名支援金银潭医院。后来,为了集中人力管理更多的病人,两间负压病房一度被清空了。
那时,武汉市第一医院虽非定点医院,但一直收治着无法转出的新冠肺炎病人。郑旭旺在污染区上班许多天,一直没跟父母说。除夕夜,他也是和新冠肺炎病人一起度过的。
他记得自己护理过一位在华南海鲜市场卖螃蟹的老板娘,还开玩笑说:“等你好了,我们到那边儿去,你要给我们优惠一点儿。”后来,那位老板娘转去了金银潭医院,再后来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。
除夕夜,郑旭旺的一位大学同学发烧,烧到38.4℃,去武汉市第五医院发热门诊就诊。但门诊病人实在太多,“那边根本忙不过来”,他那位已经多年未做过护理的同学,干起了“临时”,帮忙换药,安抚人们的情绪。
同一天,范学朋带着医疗队和自备的防护物资对口支援武汉市第五医院,他们在一个由妇产科病房改成的传染病病房里,陷入了“所有的设备都不熟、都不足”的境地,起初“连棉签在哪里都不知道”。
30个等待吸氧的病人等在那里,需要30个减压阀,但只有5个,呼吸机也不足,范学朋只好“从本院不停地要,也让他们医院筹集”。他记得,有一个医生撑了24个小时,出来吃了一次饭,喝了一次水,去了一次洗手间,又进去了。
范学朋已经许多年没有过这种昼夜不休、黑白颠倒的日子了。武汉的许多医院陷入疫情的泥潭。武汉原来有两家传染病医院,病床不超过1000张。后来,中央指导组成员、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表示,武汉疫情高峰时,每天新增3000张床位需求,“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挑战”。
2月6日,范学朋带着45人的医疗队去了临时建设的板房医院雷神山医院,那里当时尚未完工,还是一个需要穿着深筒胶鞋,蹚过泥水进入的地方。病房里除了一张床,其他物品都需要自己去仓库搬,范学朋将这个过程比喻为“开荒”。
他在这里遇到最尴尬的一幕是,2月8日晚上,当转来的病人已经等在医院门口时,病房里突然停电了,等了十几分钟又来电了。首批病人入住时,因为工期紧张,还有地方在漏水。
医院当天宣布“门诊停诊”,非新冠肺炎病人全部转移至非定点医院,医护人员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。医院花了30多个小时,腾空了整座外科楼。外科楼从6楼至20楼,眼科、儿科、骨科、妇产科,统统成了“感染科”。700多名医护人员上了一线张床来收治病人,这些床位3天时间就满了,重症病人达到45%。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说,因为床位紧张,没能给求床位的朋友安排上住院,“得罪了不少人。”
开科收病人那天,郑旭旺觉得特别累。他说,回去睡觉时,仍然梦见在“收病人”。他梦见一个病人,死活不给身份信息。“我追着他要,然后他跑了,跑着跑着我就醒了。”
此前医院火爆的皮肤科门诊,成为外地医疗队的办公区。来自江苏、天津等5个地区的1659名医疗队员分到了这里——在医疗资源调配上,疫情中心武汉是“低气压”之地,一批接一批的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到。
程诗雨有一次下班时,碰到了一个防护服上写着“重医”的姑娘,她以为对方也是重症医学科的,一问才知道,对方是重庆医疗队的,两人相视一笑。
那是一位年长的女性。“我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了,心电监护已经撤了,但抢救时用过的药、注射器还在。”他记得,病床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副假牙。
拔掉那些管子之后,郑旭旺用毛巾蘸着温水为她擦拭了身体,为她合上眼睛,最后给她穿了一件病号服,等待殡仪馆的人来接她。他一边做这些事,一边念着“婆婆,一路走好”。
“如果是非新冠(肺炎)的病人,这些事情都是家属做。”30岁的郑旭旺说,这也是让他感到心酸的地方,那位“婆婆”走的时候,住在方舱医院里隔离的家属哭着打来电话说,“想尽一个孩子应该尽的最后的孝道,也尽不了了。”
转到3楼的负压病房值班后,有一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,“有个病人不听话,他(抽烟)把那个房间给点着了,我们就去打火,打着打着自己就醒了。”
四周的墙壁和大多数仪器摸上去都是冰凉的。除了帮病人翻身时能够感受到皮肤的温度,在这两间病房里,温热的只剩下角落里放着的热水瓶、ECMO上维持血液温度的泵、呼吸机加湿器,以及那两根连接ECMO与病人的管子。
郑旭旺想起刚来的时候,连病人的脚都是冰凉的星空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。这里没有什么是属于病人的,除了赤裸的插着管子的身体。病房里不能开空调,也不能用电热毯,们只能够给病人多盖一床被子取暖,用毛毯或者浴巾遮住身体私密处。
在同一栋楼的其他病房里,病多是清醒的。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,坐在床边吃饭,躺在床上看《新闻联播》,跟亲人打电话,和病友聊天。
时不时,们会为病人的眼睛搭一块湿热的白色纱布。程诗雨解释,那是为了保持眼部的湿润,有时候她会发现,即使病人并未清醒过来,眼睛却微微睁着,“时间长了就会很干”。
没有家属,没有护工,给病人擦拭身体、擦屎倒尿之类的任务都落到们身上。2个小时看一次瞳孔反射,2个小时翻一次身,每个班都可能需要为病人清理分泌物。如果有病人心率不好,整个晚上他们都要紧紧盯着,以防意外。普通病房里,提醒的是病人床头的铃和站的传呼机。在这里,信号是那些监护仪上代表生命体征的数字和警报。
但警报声只是危险的信号之一。他们需要观察病人有没有活动。“怕如果她动起来,就会下意识地拔管子。”郑旭旺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指在空气中比划了20多厘米,这是一根气管插入病人身体内的长度,“就像一根面条卡在喉咙里”。
病房与们工作的地方之间,由铅门隔开,医护人员一晚上要进去数十次。就算在外面,多数时候也要透过铅门上的观察窗盯着病人。们要记住自己负责的病人的医嘱,什么时候抽血,什么时候用药臼碾药,什么时候把营养液续入泵中。做这些事的时候,他们的动作会因为特殊穿戴变得迟缓,就连在电脑上填写护理记录,敲字也会变慢。为病人翻身更是一项复杂的“工程”。他们的衣服会被汗水浸透,护目镜会蒙上雾气,口罩会勒得耳根像刀割一样疼。
但郑旭旺觉得,跟之前在普通感染病区相比,如今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,那时候他一人要照顾10个新冠肺炎病人,忙的时候“整个病房来回跑”。后来,随着形势的好转,普通病房里已经有床位空出来了,负压病房里他只需要盯着一个人。
私人手机不允许被带入污染区使用,这部手机平日负责接打医院内部科室的电话,有时候也会联系家属。一旦铃响,就意味着“坏消息”来了——们有新的紧急任务要忙了。
凌晨5点前后十分难熬。饿意和困意会比黎明先到。有时打破沉寂的是肚子的咕咕叫,有时是某个人突然的咳嗽声,刺激大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遇到咳嗽者就格外敏感的神经。有时,医护人员坐着或站着,在病房外聊些家长里短,缓解紧张低沉的气氛。他们渴望听到楼下响起拖车的声音,那意味着天快亮了,的同事快要来了。
女们会聊起星座和孩子,或是婆婆、丈夫。程诗雨和丈夫、儿子“小橙子”,三人分在武汉三镇,每次视频通话都像是“三方会谈”,每次她都要留存一张截图纪念这难得的一次“见面”。病房里的那部手机,她最怕拿起,但外面,私人手机是她下班后迫不及待拿起的东西。
手机那头的“小橙子”会指着电视里穿着防护服的任何人喊“妈妈”,会学着说“武汉加油,中国加油”。程诗雨在屏幕这头看哭过。“小橙子”出生才20个月出头,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。负压病房里总是这样,思念、疲惫、饥饿、恐惧、渴望并存。
跟这个小小的负压病房一样,1月23日封城以后,武汉也是一个“低气压”的地方。人们闷在家里,经历难过、生气、焦急等种种情绪的冲击,期待疫情早日过去,能够出门自由地晒晒太阳。
2月29日清晨,郑旭旺做完交时的最后一项任务,阳光已经透过玻璃斜照过来。武汉连续的阴雨,终于在这天清晨被暂时阻断了。窗户外面,医院院子里的迎春花,稀稀落落开着。
他离开医院时是早上8点。往日大厅里拥挤的人头没了,只有脚步声在四周回荡。他怀念一个多月前的那些声音:呼叫器喊着“某某某,到哪个诊室就诊”;嘈杂的人群中,小孩子哭个不停;人们去马路对面的严氏烧麦店“过早”星空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,店员喊着“你要几两”。再看看如今的冷清,郑旭旺总觉得眼下“不太真实”。那也是范学朋医生所怀念的日子,尽管他们那个时候会忙得不可开交。
回到住处,郑旭旺洗了个澡,坐在床边跟同事们聊天儿。大家用很平常的语气,说起身边有朋友“也中招了”,好在是轻症患者。郑旭旺所在的科室有3位同事感染,不过已经治愈并“归队”星空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。他说,大家都希望“早点儿回归正常生活”。这时,一束阳光透过窗子打在他的身上,他说自己已经“半个月没晒过太阳了”。
在病房里聊天时,郑旭旺因为没有女朋友,总被同事们开玩笑。一同值班的会嚷嚷着要给他介绍“星座搭配”的女朋友。郑旭旺则调侃说,要给一位姓辛的同事的孩子起名字。他提供了几个选项,有“辛酸”,有“辛苦”,还有“辛冠”。